中国特色音乐话语亟须深层理论自觉
作者： 袁莉
2017年11月10日 来源： 中国文化报
11月初，位于浙江金华的浙江师范大学内召开了一场关于建构中国音乐理论话语体系的学术研讨会。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所长项阳谈起此次研讨会的源起时认为：“中国音乐学界一直都有文化自觉，但在音乐理论与音乐实践层面有脱节，在技术理论上目光向外，在寻求创作素材上目光向内，在体用关系上争执了数十年。”“当我们的研究向纵深发展，发现不能再‘摸着石头过河’。”看来，在人文社科领域早已反省西方理性主义、欧洲中心主义的历史局限性的今天，重新认识和评估全球不同音乐文化、建立中国自身的音乐理论体系，已是大势所趋。
正如“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每个人对音乐的理解和喜好类型也不尽相同。现在的孩子听到《命运交响曲》《天鹅湖》的旋律都不陌生，提起京剧《贵妃醉酒》《霸王别姬》，恐怕知之者寥寥。喜欢西方经典音乐很好，可是如果满大街戴着耳机的年轻人听的都是西方音乐，说明我们在音乐环境的培养、音乐教育体系的设置上，是有所欠缺的。
我国音乐理论体系的基本雏形和框架是19世纪以降的西方音乐学。从清朝开始，西方的音乐技术理论成为我国音乐界默认首选的理论工具，我们以此学习了全世界大量的优秀音乐作品，主要是欧洲的经典音乐。但是，在其理论统规之下，众多中国传统音乐类型很难纳入体系并有规模地系统发展。近几十年来，国家在挖掘音乐文献资料、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多个层面，多次组织专家学者对传统音乐文化进行深耕梳理，音乐理论界数代学人也孜孜以求，致力于探索中国音乐理论话语、建立中国音乐教育课程体系，在表演、创作及理论等方面均有积累。种种努力使我国音乐文化传统的轮廓逐渐呈现，但始终未能被奉为圭臬。
一个国家在文化领域的话语权，与该国经济、政治、文化等全方位、各领域的社会发展程度互为表里。迅猛崛起的中国经济，需要以强大而系统的文化实力为支撑，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及价值定位亟待确立。最近几年，国家从顶层设计到基层建设，从理念倡导到实践落实，都在为文化事业的全面复兴而努力。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5月17日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不断推进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和创新，努力构建一个全方位、全领域、全要素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要求，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如何增强中国文化核心力量，成为文化领域各门类，各学科学界、业界的共同奋斗目标。
中国音乐理论话语体系，指的是用当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研究中国音乐的特殊规律，以及研究中国音乐与世界上其他国家、民族音乐的共性规律，并用与这些规律相适应的中国人自己的话语，对之进行准确的阐释和运用。这是一项极其庞杂的工程。它涉及5000年音乐文化史、960万平方公里各个音乐文化区域、56个民族共同的音乐文化贡献；涉及基本理论体系、技术理论体系、专业教学体系；需要表演创作实践、史学视角、人类学视角、民族视角等多学科的合力推进。在目前的历史语境中，构建中国音乐理论的话语体系，需要在坐标轴中找到定位、打好地基：既要在横向的地域跨度中，明确中国与世界音乐理论体系的关系；也要在纵向的时间轴里，向内挖掘中国音乐文化，处理好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必须要注意的是，整理研究中国音乐文化传统，建立中国学界理论话语体系，不是为了与曾经长期垄断话语权的西方文化界相抗衡，而是要把零散的观点整合为体系化话语，与国际音乐理论板块开展积极对话与创新，共同携手前行。
构建中国音乐理论话语体系不可能一蹴而就，迫切需要一代学人，甚至几代学人，树立话语自觉，坚持学术自信。费孝通在晚年一再强调“文化自觉”：“‘文化自觉’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趋向，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并以“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作为“文化自觉”历程的概括。正如项阳先生所说：“中国音乐的当下发展，不能‘边走边唱’，这样容易迷失。”其实，无论是音乐学界，还是文化领域其他学科，都亟待确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思维，确立扎根于中国传统建设理论话语的文化自觉，来回馈、丰富和提升世界学术研究版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