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彭德怀搬离中南海始末

张树德

中南海留不住，彭德怀向住了7年多的永福堂投下了最后一瞥，成为新中国后第一个走出中南海的元帅

中南海与北海统称三海。中海开辟于金、元时，南海挖凿于明初，到了清代，它们与北海合称西海子，列为禁苑。中南海主要建筑是水云榭，为水中凉亭；亭中有“太液秋风”碑，为燕京八景之一。此外还有紫光阁、蕉园等。南海主要景物为：瀛台，上有翔鸾阁、涵养殿、香殿(即蓬莱阁)、迎薰亭等。此外还有丰泽园、怀仁堂、海晏堂等。　1949年后，中南海成为新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居住地

　　中南海这个明清两代王朝的帝王之居，从1949年以来，就是中国共产党和新生的人民共和国核心领导人物的住地，是搏动着党和国家心脏的地方。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居住在这里。

　　毛泽东在这里共住了27年，一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

　　建国前夕，毛泽东于1949年3月25日进入北京，住进了香山双清别墅。

　　随后叶剑英提交了一份建议党中央搬进中南海的报告，周恩来深表赞成。但毛泽东不同意这个建议。

　　“我不搬，我不想作皇帝。剑英这个人固执。”毛泽东严肃地对周恩来说。周恩来委婉地劝道：主席，叶剑英的建议有道理。为了安全着想嘛，这里连围墙也没有。“不谈不谈。”毛泽东打断了周恩来的话头。这也难怪，进城之前毛泽东号召全党学习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它写的明末农民起义军领袖闯王李自成攻人北京后如何失败的事。毛泽东提出决不当李自成，要考试合格。

　　此时，朱德也在一旁为周恩来帮腔：“毛主席住进去，警卫工作更好做。”

　　1949年7月，党中央以少数服从多数的意见搬进了中南海。毛泽东被安排在丰泽园的菊香书屋。就是在这里，他一住就是27年。

　　丰泽园是清朝皇帝行演耕礼之地。园内有颐年堂，原名崇雅殿，乾隆皇帝曾在此设宴赏赐王公宗室。毛泽东和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经常在颐年堂聚会。菊香书屋是堂前的东配房，给毛泽东作了书房兼寝室。

　　在中南海怀仁堂的东南角。一排造型相似的院落中间，有一座中国古老式的建筑，名曰“永福堂”。1953年，彭德怀从朝鲜回来以后就住在这里，一直到1959年9月，有7年多。

　　这座院落，有北房5间，西头的两间打通了隔墙，是彭德怀的办公室和会客室。东头的两间是卧室兼作他夫人浦安惨工作和学习的地方。当中的一间，由东到西打了一个隔断，隔出约十平方米空地，作为餐室。东厢房作会议室，有时用来召开军委办公会议，后改为宿舍，西厢房是工作人员的办公室和宿舍。

彭德怀成为新中国后第一个走出中南海的元帅

　　1959年9月1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发布命令：根据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的决定，任命国务院副总理林彪兼国防部部长，免去彭德怀兼任的国防部部长职务。

　　在即将告别中南海的日子里，每到黄昏，彭德怀便在永福堂门前徘徊。他望着眼前这影影绰绰的景物，越发感到它们愈来愈朦胧，离他愈来愈远，近一个月发生的一切，每一幕都时时在他跟前闪现……

　　1959年8月18日，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这是为贯彻庐山会议，在军队系统最大限度地肃清彭德怀的影响而召开的。

　　毛泽东将这个会议交给中央书记处主持，书记处委托军委办公厅、总政治部承办。会议前10天听取庐山会议精神的传达，阅读会议的主要文件。从8月29日起，按原来的15个小组改编为两个综合组，彭德怀、黄克诚二人各参加一个组，接受批判。彭德怀参加的第一组，会场设在中南海怀仁堂。

　　在传达庐山会议情况时，军队的高级干部听到了过去从未听到过的话，诸如：“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彭德怀是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等等。许多人怀疑自己的听觉出了毛病，他们怎么也不能把这个“反党”的罪名和自己心目中那个刚正无私的彭老总联系起来。

　　彭德怀事先不知道会议是如何安排的，便很坦率地主动做了检讨，同时表态，愿意诚恳地接受大家的批判，肃清自己在军队各方面的“错误影响”。然而，会议在分组揭发批判中，很多人不发言，或者发言了也很少涉及彭德怀问题，只限于“浅表性”表态，拥护党中央决定，要反右。他们无法使自己相信，人们素来敬重的彭德怀元帅、黄克诚大将会突然变成反党分子?尽管彭德怀的意见书某些言辞有不尽妥当之处，但反映的问题是符合事实的，用意也是好的。

　8月20日，柯庆施、陈伯达分别给毛泽东、刘少奇打电话，说“会议开得糟透了”、“彭德怀表面做检讨，暗地里在煽动军队向党进攻”、“他根本不服庐山的气，妄图借他在军队中的地位翻庐山的案”。康生还跑到毛泽东的书房，请求毛泽东亲自出面扭转局势，要将军委扩大会议再延长，再扩大。

　　当晚，毛泽东召集刘少奇、周恩来、林彪等商量会议进程。决定将会议延长到9月12日，人数由原来的140人增加到1061人，另增50名有关人员列席会议。于是，军委发出了紧急通知：大军区干部除留一名值班外，全部参加；野战军军长、政委及每师来一名正职干部参加；各军、兵种正副职干部都参加，司、政、后也要各来一名干部参加；总参各部、局来一名正职干部参加；军委办公厅处长以上干部全部参加。最后，实际到会人员达1070人。

　　8月22日，经过再次扩大的军委扩大会议开幕。会场除怀仁堂外，增设紫光阁礼堂作为分会场。当时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均未出席会议。彭德怀和黄克诚被安排在怀仁堂，张闻天和周小舟被安排在紫光阁。

　　会议以每个大军区、军兵种和总部划定。接替彭德怀国防部长职务的林彪主持这次军委扩大会议，一次又一次把会场上的斗争引向白热化。

　　总参谋部和军委办公厅是一个小组，被当做批彭、黄的重点。小组组长是中共中央候补委员、总参装备计划部部长万毅。成员有：副总长和各部、局长；军委办公厅主任、副主任、处长，大会特意派人到这个小组三番五次地督战，要大家从日常与彭、黄的接触中发现问题，深挖猛揭，从原则高度上批判彭、黄的错误言行，与其划清界限。可是，这个小组两三天都没人发言。这时主持会议的万毅笑了笑：“既然大会一再要我们揭发批判，我们倒不如认真把彭德怀的‘意见书’学习学习、讨论讨论，看看他的意见有没有错误，存在不存在‘右派’、‘反党’问题。党的政策是有错必纠，知错就改嘛!希望大家实事求是，有什么说什么。”

　　万毅的这番“诱导”，一下子把大家的话匣子打开了。他们列举了许多事例，说明彭德怀的“意见书”是有理有据的。其中有两件事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一次，军委办公厅组织机关人员到天津农村参观水稻“卫星田”。刚下到田里乍一看，稻子果然长势喜人，稻子上还坐着一个小孩，惹得大家赞叹不已。有的问：“这1亩地估计能打多少斤?”介绍人很自豪地说：“少说1万斤!”“成本怎样核算?”“成本……”介绍人脸红了，无言以对，看来是毫无思想准备。经过进一步了解，原来这是18亩地的稻子移到1亩地里，小孩屁股底下坐着一个太阳灯!如此弄虚作假，使大家不再相信报纸上的浮夸宣传。

　　还有一次，大家到河北安国县参观人民公社的军事化编制和“共产主义”食堂，大家吃惊地看到，站在他们面前的是被急促的钟声和尖厉的哨音赶来的“老将班”、“铁姑娘队”和光脚露腚的“儿童团”。不到10分钟的受阅，就有几位瘦弱老人突然昏倒，有的妇女身下失禁，一些孩子哇哇地哭叫起来。这下算是丢尽了当地干部的面子。在路过一所破草屋时，一幕凄惨的景象使大家目瞪口呆：一位因偷吃了食堂一把红薯干的社员被关在里面，正大把大把地吞嚼着有人偷偷送给的棉籽壳!而在公共食堂里看到的是几笼红薯干、一大锅水一样的玉米面粥，连咸菜都没有。这就是“共产主义”生活吗?“大米白面”哪里去了?“鸡鸭鱼肉”哪里去了?当大家回到车上吃午饭时才发现带的干粮早就被偷走了。在临上车返回时，竟有一位衣衫褴褛、满面污垢的老汉带着一个面黄肌瘦的小女孩给大家跪下了，老人嘶哑着嗓子喊：“老总，可怜可怜俺这小孙女，行行好吧……”正当大家慷慨解囊时，突然跑来几个人把这一老一小赶跑了，说老人是“疯子”……

　　“这些事例，说明了什么呢?它是否带有普遍性呢?”万毅感慨地发表见解，眼眶里漾出泪，“直说了吧，现在有人尽做好梦，头脑发昏、膨胀，眼睛只看着天上的‘卫星’，全然不顾地下老百姓们吃苦受穷!我敢说，彭总的‘意见书’一点没错!谁要是昧着良心批就叫他批去吧!赞成彭总的请举手。”万毅说出了很多人敢怒而不敢言的问题，“刷!刷!刷!”小组成员一个接一个地把手举了起来。万毅郑重地宣布：“看来大家都没有什么可批的，一致通过，我作为本组组长，代表大家意见。确定小组解散，大家各自分头学习。”

　　小组解散了，有人不安地对万毅说：“老万，你这样傲，恐怕会招来麻烦啊!”“麻烦?什么麻烦!”万毅以军人特有的直率说出憋在人们心头的话：“他们才真正找麻烦哩!一封正当的信竟闯下弥天大祸，虚张声势，轮番轰炸，斗争批判步步升级，真是岂有此理!”

　　万毅的言行给他自己带来了灾难，他被作为“彭德怀的狗腿子”看管起来了。　与此同时，直接同彭德怀共事几年的邓华上将因为直率地替彭德怀说了许多好话，也遭到了严厉批判。

　　抗美援朝时的副司令员、时任总后勤部部长的洪学智上将也被作为“彭的同伙”而点名批评。接着，一个又一个“彭德怀的小爪牙”被列入名单。

　　会议的气氛变得愈加消沉而紧张。很多人恍恍惚惚，神容憔悴，胆战心惊。他们为败北者的悲哀而悲哀，痛心疾首地议论着，耍枪杆子的斗不过耍笔杆子的，搞战术的斗不过搞权术的!

　　几天的小组讨论收效甚微，会议的气氛凉了下来。这样下去如何收场?

　　于是，各小组集中，进行大会揭发批判。批判会采取自由发言的形式，但明眼人一看便知，由谁发言及发言内容均经过了周密的准备。

　　他们对彭德怀揭发和批判的问题是极为广泛的，主要有：

　　从平江起义的思想动机到庐山上书的政治目的；

　　从抗日战争战略方针的贯彻执行到1958年炮击金门时的组织指挥；

　　从红一、三军团的关系问题到所谓“军事俱乐部”的组织活动，等等。

　　彭德怀以雄辩的事实，对诽谤者的各种诽谤给予了驳斥。参加会议的许多将军们无不感慨：这位元帅雄风犹在，丝毫不减当年!他为共和国的诞生所作的卓著贡献令全世界瞩目!且不说他在长征中四渡赤水、二进遵义、攻占天险娄山关等战役，使围追堵截的敌人闻风丧胆的赫赫战功，单就他在长征途中同张国焘的分裂主义作斗争时机智地救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性命这件事，也足使我们这个素有“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传统的民族中的“受恩”者报答一辈子。更何况毛泽东本人曾赋诗赞颂：“谁敢横力立马?唯我彭大将军!”

　　揭发批判会，变成了别开生面的故事会，变成了传统教育会。它使不太熟悉彭德怀的人对彭德怀有了深刻的认识，使熟悉彭德怀的人对彭德怀有了新的认识。使误解彭德怀的人对彭德怀有了正确的认识。

　9月3日上午和下午，集中追查彭德怀的所谓“军事俱乐部”的问题。这本来是一个并不存在的问题，但因为它是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最先提出来的，彭德怀不得不耐心对待。包括一些人提出来的十分幼稚可笑的问题，他都一一认真作答。

　　会议刚开始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彭德怀解释说：这是毛主席8月2日在给张闻天同志的信上首先提出来的，说“怎么搞的，你陷入那个军事俱乐部去了。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真是武文合璧，相得益彰”。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864页。并没有具体指出还有什么人。其实，“军事俱乐部”组织是没有的，只是我们几个对问题的认识上观点比较一致，事先并没有什么策划。

　　毛泽东提出的“军事俱乐部”问题，其实也仅仅是根据下面这么一件简单的事情：那是7月23日晚上，周小舟、周惠和李锐对毛泽东批评彭德怀的讲话，左思右想摘不遥。周小舟建议去找黄老谈谈。

　　黄克诚接到周小舟等要来谈话的电话，考虑当时气氛非常敏感，去找他谈话不太适宜，劝他们暂时不要来。可他们还是坚持来了。在交谈中，他们越谈情绪越激动，特别是周小舟说现在毛泽东好像“斯大林的晚年”，要人家敢想、敢说，等人家说了真心话又抓住狠批，这不是钓鱼吗!

　　黄克诚理解他们的心情，他不赞成毛泽东对彭德怀那封信的处理方法。但经验告诉他，在当前情况下，任何感情用事都可能使情况变得更糟。所以，他十分克制，一直在设法降温，“你们不要激动嘛!事情总会弄明白的。……主席不会错的……”

　　正在这时，彭德怀推开房门进来了。他手里拿着一份西藏军区发来的等待答复的电报，他必须和黄克诚研究一下。彭德怀的突然出现，使在座的周小舟等感到意外，黄克诚也觉得有些突然。大家站起来为彭德怀让座。周小舟愤愤地说：“彭总啊，我们离右派只有30公里了!”

　　看到他们那样激动，彭德怀反倒平静下来，他安慰大家说：“30公里也不要紧嘛……通过批评、讨论，把一些模糊观点弄清楚也是好的。”他们看到彭德怀手上的电报，连忙告退。

　　彭德怀和黄克诚研究了给西藏军区增派车辆之事，各人抑制住感情，不敢再谈什么，毛泽东的讲话使庐山的气氛变得仿佛一颗火星就会引爆，在这种情况下他俩单独在一起显然不合时宜。彭德怀赶快回到自己的住室。

　　谁也没有料到周小舟等人从黄克诚房里出来的时候，被人碰到，反映到毛泽东那里去了，这就成了后来追查彭德怀、黄克诚“军事俱乐部”的重要根据。

　　听到此处，全场大哗，人们批评彭德怀“不严肃”，“不老实”。

　　一阵狂风暴雨的批判过去之后，彭德怀解释说：“不实事求是，多讲一些有什么好处!”

　　对于所谓“军事俱乐部”问题的追查、批判，在会上多次“顶牛”，毫无进展。

　　后来，彭德怀这样记述了当时的情况和自己的心情：“在会议发展的过程中，我采取了要什么就给什么的态度，只要不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就行，而对自己的错误作了一些不合事实的夸大检讨。惟有所谓‘军事俱乐部’的问题，我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对于这个问题，在庐山会议期间，就有追逼现象，特别以后在北京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时期(八月下旬至九月上旬），这种现象尤为严重。不供出所谓‘军事俱乐部’的组织、纲领、目的、名单，就给加上不老实、不坦白、狡猾等罪名。有一次，我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检讨时，有一小批同志大呼口号：‘你快交代呀!’‘不要再欺骗我们了!’逼得我当时气极了，我说；‘开除我的党籍，拿我去枪毙了罢!你们哪一个是‘军事俱乐部’的成员，就自己来报名罢!’有几个同志说我太顽固，太不严肃。其实，在庐山会议结束后，我就想把我在军队三十年来的影响肃清、搞臭。这样作，对保障人民解放军在党的领导下的进一步的巩固，是有好处的。我就是持着这个态度，赶回北京来作检讨的。但是我不能乱供什么‘军事俱乐部’的组织、纲领、目的、名单等，那样做，会产生严重的后果。我只能毁灭自己，决不能损害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278—279页。

　批判会的气氛突然变得灼热起来。其形式由开始的“对话式”，变成了“审讯式”。一阵阵的“轮番轰炸”，一次次的“重点开化”，使得彭德怀根本无法说话，刚要开口，就有人高呼口号：“彭德怀，你不要再欺骗我们了!”“你不老实坦白，休想过关!”“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历史和现实的画面在彭德怀眼前交织，在与会者眼前更迭，由清晰到模糊，由模糊到清晰，然而，历史和现实在呻吟，在淌血……

　　彭德怀如骨鲠在喉，虽觉不吐不快，但却欲哭无泪，欲喊无声!

　　吴法宪抢着发言，这个“文革”中成为林彪死党的矮胖子，当时任空军副政委。他双手抱住麦克风，像操持一尊重炮。会场上响起了一种经过放大的鼻音很重的瓮声瓮气：“在这里，我要向彭德怀讨还血债!”

　　一语射出，全场惊愕!人们用莫名其妙的眼光盯着他。吴法宪故意把嗓音压低、放慢，脸上的表情变得异常沉重：“是他在长征途中欠下了一军团战士的血债!是他下令亲手杀害了一军团的一位连长。”

　　这时林彪气冲冲地喊了起来：“他恨不得一下吃了一军团!通通杀尽!因为一军团是毛主席亲手缔造和亲自领导过的……”“胡说!”突然台下响起一声严厉的呵斥，宛如庞大的乐队里一支长号跑了调，把某些人精心设计的一首协奏曲搅得七凌八乱。全场无不震惊，齐把目光集中到说话者身上，原来是北京军区参谋长钟伟将军。

　　钟伟清了清嗓子，高声喊道：“你们完全是无中生有，造谣惑众!你们当时在场吗?我当时在场，事情是我干的!彭总不在场，也不知道这回事!现在要说清楚，那人是罪有应得，该杀!如果把他交给你林总，你当时也会下令枪毙他!理由只有一个：他临阵脱逃，还要拉几个战士反水!你不杀了他，他就会反过手来杀我们!那是在一、三军团强攻娄山关的战斗中，仗打得很残酷。面对敌人一次又一次疯狂的反扑，他丢下阵地，丢下战友，逃跑了，被我后续部队捉住。经审讯，才知道他是一军团的人，并且有一军团的人作证。按说，应该把他交给你处理，可当时怎么交?阵地上，枪管子都打红了……这本来是不足为奇的，执行战场纪律嘛，有什么大惊小怪!我看是有人别有用心，扯历史旧账，制造事端，挑拨一、三军团亲如手足的关系，加害于人，在一旁幸灾乐祸!”

　　他嗓子喑哑了，咳嗽一声，接着呼喊：“彭德怀的‘军事俱乐部’已经宣布成立了，那就宣布我钟伟是这个俱乐部的成员吧!也拿我去枪毙吧!”

　　霎时间，会场上乱了起来，人声鼎沸。

　　钟伟的发言像一面镜子，映出了各色人们的心态：有的人因谎言被戳穿而恼羞成怒，惊恐万状；有的人抒胸中不平之气，深感痛快淋漓；有的人为自己的懦弱而愧悔交加。无地自容；有的人把敬佩的目光投向钟伟，手里却又捏着一把汗。

　　然而，时间留给人们思考的余地并不多，局势正在急转直下。

　　钟伟发言过后不到5分钟，只见总政保卫部一位领导干部奉命率领两名荷枪实弹的卫兵冲进会场，不由分说。“卡”的一声，给钟伟戴上手铐，架出了会场。直到他被押出去很远的地方，仍能听到他的高呼：“毛主席啊，你可不要上他们的当!他们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你要警惕呀……”

　　彭德怀的眼睛模糊了。他万万没有想到在这种场合，竟站起一位铮铮铁骨的汉子为他鸣冤叫屈，打抱不平!他用崇敬的目光将被逮捕的钟伟送出了会场，直到那刚武不屈的身影在他的视野中消失：他们要把你押到哪里去呀?钟伟啊钟伟，你可要珍重啊!从此以后，彭德怀一直在心里念叨钟伟。遗憾的是，自从这次会议之后，钟伟被削官罢职，一撤到底，押回老家劳动改造去了。彭德怀当然也就再无机会见到他了。直到“四人帮”垮台后，“钟伟事件”才得以平反，钟伟则于1984年逝世。

　　“钟伟事件”被平息了，但它给会议带来的影响久久不能消失。

　　不少人私下议论：庐山是彭、黄、张、周，北京是邓(华)、洪(学智)、万(毅)、钟(伟)，会议再往下进行，是否还要再揪出几个呢?事态发展实在难以预料，就看谁撞在“枪口”上了。

　　为了挽回“钟伟事件”的影响，林彪在大会上声色俱厉地讲了一番话：“钟伟事件的发生。不是偶然的，他这颗‘定时炸弹’的自我爆炸，是按预定时间有计划有步骤进行的。这证明我们这次会开得是成功的，是有收获的。他要爆炸，总比不爆炸好嘛。等他钻到你椅子底下再爆炸，就晚了。还是早发现，早爆炸得好!我劝那些没有来得及响的‘定时炸弹’们，还是早点暴露出来得好，等到识破了，挖出来了，那就只有落得个身败名裂的可耻下场。我这样说的目的，是要大家积极行动起来，进一步肃清彭德怀反党反毛主席及其反动军事路线的流毒和影响。用毛主席无产阶级建军路线把我们的头脑武装起来。”

　　“……我们与彭德怀及其死党的斗争，不能局限予他们的某件事、某些言论，不能凭感情用事，要上升到路线斗争的高度去认识，去分析，去批判!与他们的决裂，首先要从思想感情上一刀两断!你感情上恨不起来，认识就上不去，觉悟就提不高。我们要牢牢铭记毛主席的教导：‘不要怜惜蛇一样的恶人’。不要以为蛇冻僵了，就不会再伤人，等它得到恢复的时机，它就会更加恶毒地咬你一口!”

　　林彪的话既是一种煽动，也是一种威吓，他要用铁的手腕使大家在感情上对彭德怀恨起来，对他林彪敬起来。不然，他的施政纲领就不会有人接受。在座的是全军的要员，征服了他们，就统帅了全军。如何征服?最灵验的一着就叫“控心战”。

　　他十分清楚，尽管还没有向全国人民正式宣布。但事实上他已经当上了国防部长，全面主持军委工作。可惜他的权威不够，他长期给人们留下的弱不禁风的病人形象一时不易抹去。

　　于是，在党内对大跃进，人民公社的认识出现严重分歧的庐山会议上，毛泽东找林彪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会谈。林彪曲意逢迎。毛泽东决定让林彪重振雄风，在关键时刻助他一臂之力。

　　林彪感激涕零。他比毛泽东小14岁，他把自己当做毛泽东的“学生”。他庆幸自己找到了一条向权力高峰攀登的最佳“捷径”!于是，林彪异常卖力地组织对彭德怀的批判。他要树一树自己的权威，他要拉起队伍，他要扫除晋升路上的障碍。　　1959年9月8日，康生建议林彪将毛泽东9月1日《给诗刊编辑部的第二封信》拿到批判会上宣讲。

　　林彪即刻心领神会了。康生说：“这可是给你提供的重磅炮弹。”林彪说：“很好!会议急需重磅炮弹来增加气氛。”

　　毛泽东的话通过林彪那拿腔拿调的嘴，再通过扩音器的特有效果，更显得声色俱厉：“毛主席在信中指出：近日右倾机会主义猖狂进攻，说人民事业这也不好，那也不好。总路线‘错误严重，，大跃进‘得不偿失’，人民公社搞糟了，等等，把社会主义的晴朗天空，吹得乌云翻滚，一团漆黑!”

　　他说，毛主席对他们这种倒行逆施的反动行径给予了严正的谴责：“国内挂着‘共产主义’招牌的一小撮机会主义分子，不过拣起几片鸡毛蒜皮，当做旗帜，向着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举行攻击，真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了!”

　　将军们大惑不解的是，这些话里哪些是毛泽东说的，哪些是林彪说的呢?可又一揣度，似也不必深究：毛泽东说的便如何，林彪说的又如何，不都是坚决执行吗?反正二者合一，同等的重要，同等的威严。

　　接下去的批判会，变成了表态会。既然人人想过关，当然人人都得表态。批彭反右j这是毛泽东定的“主旋律”，你就跟着“大合唱吧”，滥竽充数也好，随声附和也好，如影随形也好，千万当心，别走了神，别跑了调，别错了节拍。

　　刘少奇、周恩来、李富春等领导人和几位元帅，也都先后到会，做了表态性发言。

　　刘少奇在讲话中形象地比喻说：“飞机从北京飞回南京，它的航线总不会笔直的，总是忽左忽右，有上有下。但要看到它的大方向不变，总是要飞到南京去的。大运动嘛，难免出现一些问题，只要是动机好，效果对，就不应该把它搞得那么严重；只要大方向对头，就不要过多强调它采取什么方式方法。我们忽视了这条，这个教训是要总结的，今后工作才会做好。”

　　这段话，当然是巧妙的折衷主义：既肯定了“三面红旗”“方向对头”，又暗中偏袒了彭德怀。这段话到文革时期成了指控刘少奇“反党”的一条罪状。

　　刘少奇对彭德怀的批判所依据的“事实”也是与毛泽东一致的。这就是：第一，彭德怀曾参加过高饶反党联盟；第二，彭德怀组织了“军事俱乐部”；第三，彭德怀“里通外国”；第四，彭德怀在庐山“急于发难”。

　　彭德怀听了，气愤地将铅笔一摔，闭上了眼睛。

　　周恩来的讲话很沉重。他除了批评彭德怀等人在庐山的表现是欠妥的，不慎重之外，主要讲了自己的责任，“没有将工作做好，致使彭德怀同志过问此事，酿成今日的错误”。但周恩来没有想到，他的这番话很快传到了毛泽东耳朵里，毛泽东笑了笑说：“他历来如此，和稀泥。”

　　9月9日，彭德怀得知军委扩大会议即将结束，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主席：

　　八届八中全会和军委扩大会议，对我的错误进行彻底地揭发和批判，消除了制造党内分裂的一个隐患，这是党的伟大胜利，也给了我改正错误的最后机会。我诚恳地感谢你和其他同志对我的耐心教育和帮助。这次党对我的错误进行系统地历史地批判，是完全必要的。只有这样，才能够使我真正认识到错误的极端危险性，才有可能消除我的错误在党内外的恶劣影响。现在我深刻体会到，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根深蒂固的，个人主义是极端严重的。现在，我已认识到党和人民培养我这样一个人，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如果不是及时得到彻底揭发和批判，其危险性又是多么可怕!过去由于自己的资产阶级立场作怪，将你对我善意恳切的批评，都当做是对自己的打击。自己都没有受到教育，得到提高，使错误顽症得不到医治。30余年来辜负了你对我的教导和忍耐，使我愧感交集，难以言状。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也对不起你。今后必须下很大功夫，继续彻底反省自己的错误，努力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来改造自己的思想，保证晚年不再做危害党和人民的事情。为此请求中央考虑，在军委扩大会议结束以后，请允许我学习或者离开北京到人民公社中去，一边学习，一边参加劳动，以便在劳动人民集体生活中得到锻炼和思想改造。是否妥当，请考虑示复。

　　敬礼

　　彭德怀

　　1959年9月9日

毛泽东接到这封信后，立即与彭德怀通了电话，说是要将他的信转发全党，并作了如下批示：

　　此件即发各级党组织，从中央到支部。印发在北京开会的军事、外事两会议各同志。

　　我热烈地欢迎彭德怀同志的这封信，认为他的立场和观点是正确的，态度是诚恳的。倘从此彻底转变，不再有大的动摇(小的动摇是必不可免的)，那就是“立地成佛”，立地变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我建议，全党同志都对彭德怀同志此信所表示的态度，予以欢迎。一面严肃地批判他的错误，一面对他的每一个进步都表示欢迎，用这两种态度去帮助这一位同我们有三十一年历史关系的老同志。对其他一切犯错误的同志，只要他们表示愿意改正，都用这两种态度去对待他们。必须坚信，我们的这种政策是能感动人的。而人，在一定的条件下，是能改变的，除开某些个别的例外情况不计在内。德怀同志对于他自己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工作分配的建议，我以为基本上是适当的。读几年书极好。年纪大了，不宜参加体力劳动，每年有一段时间到工厂和农村去作观察和调查、研究工作，则是很好的。此事中央将同德怀同志商量，作出适当的决定。

　　毛泽东

　　9月9日

　　9月12日，彭德怀向大会送去一份自己的书面检讨，检讨仍然本着“只要不违背党和人民的利益，要什么给什么”的精神作出的。

　　9月13日，会议通过了一项决议，决定将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和军委扩大会议精神传达到全军，迅速掀起批判彭德怀、黄克诚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和“右倾机会主义”的高潮，号召全军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主义而斗争。

　眼下，彭德怀就要告别他居住7年的房子了。

　　这座房子，彭德怀刚搬来时，由于长年日晒雨淋，没有及时维修，门窗和廊柱的油漆早已剥落，花花点点，不像样子。尤其是办公室天棚的一角也漏雨，每逢下雨总要湿上一大片。管理部门几次提出要对房屋进行一次翻修和粉刷，但都被彭德怀拒绝了。并叮嘱工作人员：“你们要把心计用在国家这个大‘家’上，眼睛不要老盯着我这个小‘家’，要把钱节约下来，先用于国家经济建设。”

　　1956年春，管理部门对房屋进行检查后，根据房屋的破损情况，又一次提出要油漆门窗和廊柱，并送来维修计划。彭德怀听了工作人员的汇报后，把脸一沉说：“又修什么!这不是蛮好的嘛。更不要油漆!房子是住人的，也不是图好看!你们就是不考虑工人、农民住的怎样，也不考虑国家的困难!”工作人员将彭德怀的意见转告修缮队，他们解释说，彭总的心情他们知道，但油漆门窗廊柱不是为了图好看，主要是为了防腐蚀，延长房屋使用年限，这完全符合彭德怀要求的精神，并要工作人员再次向彭德怀请不。

　　这天晚上，彭德怀坐在走廊里的藤椅上休息，机要秘书孟云增上前报告说：“彭总，修缮队的同志又检查了一下房子，认为确实该油漆一下了!”彭不高兴地说：“看，你又来了，不是讲过不修了吗?”孟指着就近的一根廊柱的底部说：“你看，这根柱子因为油漆剥落。木头已经腐朽了，如果现在不修，以后还得换柱子哪，花钱就更多了，岂不是因小失大?”彭德怀没有吭声，站起来围着柱子转了几圈，仔细地观察了一番。还不时地动手敲敲，觉得说的有道理，才勉强同意了：

　　“你们这些人哪，理由就是多……”

　　就要告别中南海了，彭德怀在屋里一支接一支地抽烟，这时他仍然没有忘记毛泽东……

　　突然，他对着院里正在浇花的景希珍大声喊道：“景参谋，你来一下。”景参谋急忙跑过来问：“彭总，您叫我有事?”

　　彭德怀说：“我给主席写信了，请求去当农民，边学习边劳动。”“主席的批示对我很关心，我们毕竟在一块30多年了，他还是不会忘记我的。不过我想，虽然主席和其他同志并投有让我搬出中南海的意思，可我也不能不考虑，我现在已经投有工作了，读书需要一个安静的环境，住在这儿给主席、总理他们添麻烦。你去和管理科说一下，我也给尚昆同志写封信，让他们给我在外面找个地方住，也好安下心来读书啊!”景希珍偷偷地抹着泪，立即去了管理科。他为这位老人博大而坦荡的胸怀感叹不已!

　　彭德怀又提笔给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写了一封信。信中要求搬出中南海，工作人员从简，专车换掉，一切待遇该怎么降就怎么降，决无怨言……三天后，管理科通知，房子己找好，位于北海。

　　院子十分宽敞，院中有座楼房，靠近北海，风景怡人。彭德怀先是点点头，继而摇摇头，对管理科的同志说：“谢谢你们，给我找了这么好的地方。可是我今后的任务是学习，不能老观赏风光嘛!况且我学习是在中央党校，距离太远了，车接车送多不方便。我看，还是拜托你们在西苑附近随便什么地方找处房子就行了!”

　　两天过后，管理科通知说：在西苑的房子找好了，它位于中央党校东南，叫吴家花园。彭德怀得知这一消息，连看也不去看了，马上向景希珍吩咐：“这个地方好!既远离闹市，又离党校那么近。好!”

　　接着，中央办公厅的一位同志来到永福堂。

　　他告诉彭德怀：尚昆同志收到了他的信，马上找小平同志请示，小平同志随即打电话请示毛主席。毛主席同意中央办公厅的决定：彭德怀同志的政治待遇不变，仍然是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办公室撤销，可保留秘书1人，组织关系安排在中央党校。生活待遇也不变，仍然配备工作人员：秘书、警卫参谋、司机、医生、护士、公务员、管理员等9人。彭德怀听后，紧紧地握住对方的手说：“谢谢了，感谢毛主席和办公厅对我的照顾!”接着又说：“我没病，要什么医生、护士的，到时候有个地方看病不就行了?现在我是闲人了，要公务员、管理员做啥子?免了吧，我坐的‘吉斯’也要坚决换掉，现在没有必要坐那么高级的车!上大街坐公共汽车不也很好吗?”最后他一再申明，希望中央接受他的请求。

　　谈话的同志只好如实地将他的请求向办公厅做了汇报。办公厅也只好尊重他的请求：人员从简，将斯大林过去赠送他的那辆灰色“吉姆”车又重新配给了他。

　　就要告别中南海了。彭德怀将他的元帅服、狐皮军大衣、几件军装、几枚勋章、名人字画、外国领导人赠送的礼品，一一上交给了党中央。只留下书籍，必要的换洗衣服和日常用品，包括几件具有特殊纪念意义的东西：1枝左轮手枪、1枚红星勋章、1包历史资料、8块从红军时代保存下来的分伙食尾子所得的银元。

　　9月30日，彭德怀怀着十分复杂的心情，告别了居住7年多的永福堂，住进了靠近西郊颐和园的挂甲屯吴家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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